11月13日，国家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师协会等多家学术机构联合发布了他们共同制定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其中第一条就是建议将中国成人高血压的界定标准从原来的140/90 mmHg下调至130/80 mmHg。

　　这也令一大批原本血压不高的人，直接成了高血压人群，其中还不乏吃药、运动、节食历尽千辛万苦刚刚把血压降下来的。

　　按照《指南》中引述的全国调查数据，新增高血压人数将达到2.43亿人，且以18岁至54岁的年轻人为主。

　　“新标准”公开的第二天（11月14日）中国高血压联盟的多位专家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接反对标准调整，怒斥现在下调诊断标准“没有充足证据”“还不到时候”“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性”，甚至有临床医生直接表态：“不会用新的标准”。

　　到11月15日，国家卫健委在官微公开回应：国家未对成人高血压诊断标准进行调整。

　　就这样，2亿多“新晋高血压患者”又“痊愈”。高血压诊断标准调整也成了一场乌龙。

　　但是问题似乎并没有真的解决。健康的血压是多少，血压在130~139mmHg/80~90mmHg之间到底算不算高？高血压诊断标准调整之争到底在争什么，背后又是谁在焦虑？

　　高血压诊断标准调整一直在艰难推进，大家都在探索，血压数值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线任总统罗斯福忽然感到后脑勺一阵剧痛，随后失去了知觉。

　　15分钟后，总统的医生测量发现，罗斯福的血压值已经高达300/190mmHg，当时没有有效疗法，很快不治身亡，死因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

　　罗斯福死亡前的最高血压是320/200mmHg！而在此前一年时间里，罗斯福的血压几乎都在200/100mmHg以上。

　　在当时，却没有引起总统医生的任何警觉。但是这不能怪这位医生，因为即便是罗斯福去世后，美国教科书中的血压标准还是高达210/100mmHg。

　　美国的商保公司在1930年代已经向血压超过140/90mmHg的投保人收取更高的费用，但是全球第一个高血压诊断标准直到40多年后才确立，而且是160/95mmHg。

　　在相当长时间里，很多国际顶级临床专家都认为高血压并不是疾病，而只是衰老的代价，没有症状不需要治疗。研究者试图证明食用谷物、水果，以及禁用盐等饮食方式调整，能够降低重度甚至是恶性高血压。

　　罗斯福的死震撼了学术界、医学界。恰逢当时磺胺和青霉素等抗菌药问世，人类可以暂时从与微生物的缠斗中解脱，把更多精力用在非传染病的研究上。肿瘤、心血管病等都相继列上日程。

　　美国国立心肺及血液研究开展的心脏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简称FHS），也是在这一时期启动的，也拉开了高血压诊断标准数十年争论的大幕。

　　这项后来彻底改写了全球心血管病治疗历史的研究，在1957年就发现了血压达到160/95mmHg，脑卒中风险就会增加2倍多、冠心病发生风险增加3倍。

　　此后围绕这个新的标准，医学界争论了20年，到1977年才在美国确立为高血压诊断标准。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设定第一个高血压标准时，采纳了这个数值。这也是人类第一个高血压诊断标准。

　　1993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采用的140/90mmHg这一标准。

　　2017年，美国又率先将高血压标准调整到130/80mmHg，但是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也没有停止。

　　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宁光院士、内分泌代谢科王卫庆主任等人的研究已经发现，即便是无心血管病风险的人，

　　收缩压120mmHg以上，相比110mmHg，风险是“跳跃式”的更快的增长。2003年美国高血压预防、检测、评估与治疗联合委员会第七次报告中，就首次提出了“高血压前期”的概念，其核心内容指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内科的肖轶、刘珍珍、杨天伦在《由百年高血压诊断标准的变迁引发的思考》中提到，临床已经发现，

　　也就是说，如果单纯从学术和健康的来说，现行的高血压“门槛”，无论是美国的还是全球的，都有很大的下降空间。

　　健康是有成本的，无限地接近健康，就要付出无限的成本。高血压诊断标准每次下调都引发大争论，也与其背后医疗服务成本的激增有直接关系。

　　正如我国著名高血压专家、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所长、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王继光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所说，

　　。从小处说，一个人一旦确诊为高血压，也就是血压值超过了临界值，拒保的可能性就会更大。部分医疗保险会对高血压者提高收费标准。

　　而从更大的视角看，标准下调后，高血压人群激增，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某种程度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更像是一条线。而这条线画在哪里却不是科学可以决定的。

　　这也意味着，高血压等很多疾病的诊断标准与患病情况、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密切相关。

　　按照《指南》专家预估，直接新增的高血压患者就有2.43亿人。其中，3990万人左右需要药物治疗。如果他们都服用的是集采降价后的药品，如：苯磺酸氨氯地平片，每年的治疗费用60元，则每年新增费用总额也达到23.94亿元。

　　心脏像一个水泵，不停地泵出和吸回血液，在这个过程中，血液也在不停地冲击血管壁。从专业的角度说，血液在血管中流动，冲击单位面积血管壁的作用力，就是血压。生活中，我们常说的血压其实是动脉血压。

　　一般把心脏泵出血液过程中的最高值，定义为收缩压（SBP），心脏放松时，血管压力减轻的最低值就是舒张压（DBP），血压记录的方式就是收缩压/舒张压mmHg或者kPa。

　　作为疾病的高血压，需要以非同日测量3次结果为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次测量结果即使超过诊断标准也并不一定是高血压。而且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要准确判断是不是病理上的高血压，还是需要到医院去治疗。

　　此前，全国只有2.45亿高血压病患时，医院在高血压等慢病的管理上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效果仍然不尽理想。

　　“现在医院要求35岁人群，在医院必须量血压，但是还是有很多高血压患者没有纳入管理。”徐毓才告诉虎嗅。

　　这组数据出自《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意味着，还有很多不知道自己血压高，至少1亿人还没有接受治疗，控制住血压者更是少之又少。《中国心脑血管病报告2016》显示，与高血压有关的死亡已经达到200万人。从这个意义上讲，高血压更像一个“无声的杀手”。

　　如果忽然增加更多患者，数据将进一步稀释，更主要的是，其中绝大部分还不需要医疗介入，而是需要改变生活方式。但他们却可能影响那些高危患者获得救治。

　　徐毓才向虎嗅表示。前述研究也提到，血压达到一定数值，虽然还没到官方规定的临界点，其实伤害已经开始。

　　也就是说，理论上，更早介入是有利无害的，但是需不需要专业人士介入却有待商榷。

　　实践中，美国也没有将高血压诊断标准调整到研究者认为理想的档位，而只是将临界值下调了10mmHg。而且作此调整的基础是当年美国高血压控制的达标率已经达到了57%。2017年调整标准后，新增3000万患者的基础上，2018年美国医疗“账单”上，同比增加了4600万张处方。

　　如果类推到中国，确实有门诊量大爆发的风险。这样的讨论早在2017年美国调整标准时，就已经进行过多次。这么多知名专家、中华医学会这样的权威学术机构，为什么要坚持在此时调整诊断标准呢？

　　尽管艰难，每一次还是会有人发起挑战，推动高血压诊断标准的调整，背后也有不得不为之的焦虑感和紧迫感。反对调整标准者强调标准下调，患者激增带来的医疗资源挤占的风险；支持调整者，则担心不及早干预，未来患者更多会加重经济与社会负担。

　　根据医药行业第三方数据平台米内网的统计数据，2021年销售额最高的20款药品中，慢病用药占据绝大多数，其中至少4款药与心血管疾病有关。销售额最高的拜耳的硝苯地平年销售62亿元。

　　中国慢病支出在总卫生费用支出中的占比约为70%；美国也把四分之三的医疗费用花在了慢病上。

　　高血压是其中非常主要的支出。据国家卫生部门统计，2013年高血压带来的直接经济负担就有2103亿元。

　　而且高血压还与冠心病、脑卒中、肾脏疾病等的发生、发展相关，又造成了更多间接损失和负担。

　　现代社会节奏快、竞争大、压力大，中青年多为职场人，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吃的食物很多都是高盐高油，心血管健康早早就亮起了“红灯”。体检报告中，脂肪肝几乎是标配；刚过30岁已经高血压、脑卒中、心肌梗死装支架的案例也不少见。

　　天津市脑血管与神经变性重点实验室卓杰等人《应高度重视我国中青年高血压》中提到，2018年中国疾控中心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发现，仅 35.0% 的成年居民血压正常，在未诊断为高血压的人群中约 50.9% 为

　　而且《指南》援引的调查数据还显示，35岁到64岁基线无高血压人群中，血压值在收缩压130到139mmHg和/或舒张压在80到89mmHg的人群，

　　这意味着，15年后，直接卫生费用就会成倍增长，间接的失能、过早死亡等损失更加不可估量。

　　根据这份研究，每减重5kg，预期可以使血压降低6.3/3.4mmHg；每摄入4.4g减钠盐，预期可以降低血压5.4/2.8mmHg。

　　事实上，制定《指南》的专家委员会也在表达类似的观点——80%的生活方式干预，20%用药，以避免更多人发展成严重疾病。

　　此前收缩压在130到139mmHg 之间，舒张压在80到89mmHg之间的人群本来也在关注范围内。

　　，一方着眼当下，另一方侧重未来，其背后都是庞大慢性病群体带来的医疗服务、资金等方面的挑战，以及目前有限资源下，关照当下还是未来的两难选择。而在两者之间，是2.43亿需要关注自身健康问题的人群。对于艰难打拼的中青年来说，保持发展和健康之间的平衡，或许并没有想象中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