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时，我和几个朋友在伦敦一家高端百货商店偷衣服被抓，最终被判盗窃罪。这是我的初犯，但法官并未从轻发落：我被判处1年监禁。今年是我出狱20周年，我的第一个孩子也在今年出生。

　　我能够看到孩子从爬到走的转变，以及所有其他重要时刻，因为我生活在自由中。但我不禁想到，由于美国不人道的大规模监禁制度，许多人无法与他们的孩子一起经历这样的时刻。儿子的出生让我有了许多新的感受，不仅是关于我自己在监狱里的时光，还有美国的父母和孩子是如何被监禁无情分开的。

　　不可否认，我的看法与一些强硬派所支持的立场有些相左。但我认为，立法者以及整个社会应该在可能的时候采取行动，让孩子和被监禁的父母更容易保持联系，家庭不应该因为一次定罪而被拆散。当然，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绝对应该追究犯罪者的责任，但应该以一种不会持续伤害的方式进行。监禁往往比犯罪本身对更多人造成更大的伤害，即使是那些被判重罪的人，社会也应对他们投资，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包括成为更好的父母。

　　有一些例子表明，美国正在允许被监禁者与其子女进行面对面接触。事实上，康涅狄格州、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和华盛顿州都推出了一些项目，允许被监禁者和家庭成员有更多的探视时间。我们了解探视对被监禁者的心理健康和情感健康的重要作用，以及探视如何增加被监禁者获释后成功融入社会并改过自新的几率。可悲的是，让囚犯更容易与亲人联系的措施并非在所有地方都得到采用。去年秋天，由于管理人员短缺，蒙大拿州暂停了对监狱囚犯的探访，官员们说，探访将继续暂停，直到另行通知。在纳什维尔，探访也因疫情暴发暂停，到目前为止尚未恢复。

　　我因为在美国监狱里度过了一段时间，逐渐开始理解家庭分离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在那里，我看到了狱警对监禁人员的羞辱和暴力行径，也亲眼目睹了年长囚犯要求年轻囚犯互殴的场景。所谓的“惩教人员”拿走食物，给年轻人戴上手铐，发表种族主义言论，对犯人进行言语和肢体攻击，试图刺激他们做出反应。我甚至被单独监禁了一小段时间。美国监狱不是用来让人改过自新的，恰恰相反。我非常幸运，亲戚们在4个月后把我救了出来。我在监狱里度过的时光并没有让我崩溃，却改变了我。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中度过，其中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帮助被监禁者，而我首先关注的是被监禁的父母。

　　数据显示，美国被监禁的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政府把他们关了很长一段时间——超过一半的囚犯（57%）被判10年或更长时间的刑期。在服刑的人中，1/7是终身监禁。因为这种长时间的分离，任何培养、支撑家庭纽带的想法都成了白日梦。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数据，2016年，在州或联邦监狱中，47%的男性囚犯和58%的女性囚犯是未成年子女的父母。此外，州监狱中的大多数人都被关押在离家160公里以上的地方，而联邦监狱的囚犯平均被关押在离家800公里以上的地方。

　　考虑到这么远的距离，囚犯似乎不太可能在监禁期间定期见到他们的孩子。事实上，美国司法统计局发现，在州立监狱中，只有42%有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在入狱后得到孩子的探视。我对被监禁的人和他们的孩子团聚的可能性不抱幻想。每年，我在工作中都会遇到太多因为监禁暴力而不能与父母相见的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渴望与父母重新建立某种联系。美国把犯错误的人定为罪犯的比例格外高，当他们被妖魔化为坏父母并与孩子分离时，惩罚就变本加厉了。

　　我们是时候认识到，作为父母被监禁时，可能会对他们的家庭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发现，父母被监禁与孩子的一系列负面表现有关，包括行为和心理健康、流浪、学校表现以及成人后犯罪几率等各个领域。我们需要找到方法，将作为父母的犯罪人员留在社区服刑，并为其提供资源，停止助长监禁问题恶性循环。和父母遭受的痛苦一样深重的，还有125万留守儿童承受着与被监禁的父母分离的痛苦，他们也经常遭受严重的情感伤害，这些情况都有力地证明，美国司法改革的紧迫性。

　　我们需要挑战美国那些将父母视为罪犯的法律和政策，尤其是穷人和有色人种。拆散家庭、降低社区安全和福祉的政策是美国当今可怕和不人道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确保这些政策不会影响我们孩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