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美国时，我和同学聊起一件事，就是美国议会里总有一些提反对意见的人，甚至有人为了反对而反对。很多时候，一件事情该做还是不该做是很清楚的，直接投票表决就好，他们却要争辩那么长时间。我问同学，在这种投票结果没有悬念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争来争去呢?他们告诉我，凡事总有“两面”--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当大家一致觉得一件事只有好的一面时，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坏的一面，很可能是大家认识不够深刻，没有看到一些盲点。而那些没有被发现的问题，一旦发生，后果可能极为严重，甚至是灾难性的。

　　他们看待事情的这种态度，对我非常有启发。从此，对于那些人们都觉得好的事情，我会格外小心，因为我们可能忽视了它们的问题。为了避免认识盲点造成的灾难，我总是要多听一些意见，看看有没有疏漏，以免掉进坑里。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我会分析那些令人担心的情况是否很可怕;如果很可怕，就一定要找到防范措施后再开始实施原先的计划。

　　有人可能会说，这和中国古人的一些智慧不谋而合，比如，“众利勿为，众争勿往”。确实如此，这就是人性相近的一面。日中则移，水满则溢，月盈则亏，这是自然界的铁律。凡事到了头，就要格外小心。世界上每一次股灾，都是在人们欢呼经济形势大好，股市即将创造新高的时候发生的，而不是在有人质疑股市偏离了基本点的时候。众人都认为有利可图的时候，就会产生那种狂热的状态。

　　我后来在做投资时，对这个道理深有体会，并且一直恪守一个原则，就是在没有听到反对意见之前绝不贸然行事。比如，如果我们基金的所有合伙人都觉得某一个项目好得不得了，需要马上投资，我就会特别小心，因为这说明两件事:其一，我们的见识不够，可能有些东西没有看懂、看透，有点盲目乐观，因此发现不了问题，而不意味着项目没有问题;其二，投资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了，再去投资通常是做所谓的“接盘侠”。

　　2017 年，中国某家互联网公司的负责人问我，是否会出现一家基于区块链的公司颠覆美国的谷歌、亚马逊、脸书或者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我告诉他，有这个危机意识，就已经避免了一大半的麻烦。但是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区块链已经属于趋之若鹜的技术，即使它再强大，上述几家公司也早有防备了。真正能够颠覆上述大公司的新公司，一定是使用没有被广泛关注到的技术，以至于大公司对此有认识盲区的公司。

　　“众利勿为，众争勿往。”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但是能够做到的人或公司并不多。中国的创业圈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有一个怪现象，就是美国一旦出现一家新奇的公司，中国就会出现一大堆类似的企业。谷歌收购了YouTube(视频网站)，中国就出现一大堆视频网站，而且现有的互联网公司也加入这场大战，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一家公司能挣到钱。类似地，有很多模仿 Groupon(团购网站)的团购公司，被模仿的对象在美国都不太成功，更别提成千上万家复制它的公司了。很多投资人以为抢一条所谓的“赛道”就能分一杯羹，岂不知众人相争，最后只有一个结果一-相互碾轧致死。“众争勿往”这个道理古人都懂得，现在很多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反而忘记了，可谓利令智昏。

　　在美国，如果一个十字路口附近开了一家加油站，那么第二个人就会开一家便利店或者其他店，反正不会再开加油站了。第三个人可能会开一家快餐店，第四个人开一家咖啡店，于是十字路口有4家不同的店，大家都有生意做。我们做事喜欢扎堆，第一个人开一家快餐店，第二个人也来开一家同样的店，于是十字路口开了4家快餐店。

　　我曾经对比过中国一流大学和美国一流大学。在中国，好大学都长一个模样-争的都是科研经费多少、论文数量、院士人数等。如果把中国名牌大学简介中关于地点和校名的短语用“某地某校”替代，那些介绍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们常常认为研究型大学就是好大学，于是，二流、三流的大学都想把自己建成研究型大学，这种事情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违背了“众争勿往”的原则。

　　美国的好大学则不同，每一所学校都强调自己的特色，排名前25位的大学都不同。它们在设置学科时会考虑必要性，会考虑某个学科是否已经有太多学校设立了。

　　中国不仅大学缺乏特色，中国的学生和家长在申请名校时的做法也是千篇一律。先拼成绩，成绩接近就拼特长，比如奥数、音乐、体育等。实际上，当一种特长被很多人掌握之后，就不叫特长了。真正的特长要根据孩子的特点来发展。一个身高1.6米的男生，投篮再准也成不了专业篮球运动员;同样，一个数学在班上排名后50%的学生非要学奥数，也是勉为其难。在美国申请好大学，特长要有创意，被录取的人常常不是成绩最好的，而是有鲜明特色的。

　　我以前也喜欢凑热闹，觉得别人都做的事情一定有道理，自己不做肯定会吃亏。但现在，我渐渐习惯先听反对意见，把各种可能的坏消息都考虑到了，再决定是否要做。因此，如果一件事大家都觉得有好处，我通常就不做了。那些事情，要么有大家都没看到的风险，要么众人都觉得有利可图，其实已经没有利润空间了。